上海殡葬一条龙

近期，北京多家殡仪服务企业因涉及殡葬用品及服务未明码标价、多收费，甚至“虚增存尸天数”，被市场监管部门予以处罚。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理应纳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但殡葬业的禁忌和封闭属性，决定了其天然具有行政垄断的基因。由于缺乏准入管理，一些不完全具备殡葬服务资质、不具备诚信经营条件的市场主体甚至个人进入殡葬服务业，利用丧属多有忌讳的心理，高要价、乱收费。3天收费3.8万多元，供饭服务、沐浴SPA、起灵金光大道……针对此前在殡葬业出现的各类名目繁多、匪夷所思的消费项目，相关部门重拳出击，严格依法办事，既给公众一个交代，也释放出强烈信号：扰乱市场秩序者，必依法严惩。

当然，处罚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起到惩戒之效。人们更关注的是，眼下殡仪服务市场上是否仍存在类似巧立名目、价格垄断、强买强卖等乱象。殡葬领域乱收费绝非一地之“病”，也非一日之“寒”。要遏制这一顽疾，仍要加快殡葬领域“放管服”改革，让公益的归公益，市场的归市场。不妨系统梳理殡葬服务的详细清单，政府力之所及的保障服务项目，要坚决保持其公益属性。其他服务项目则完全可以向社会开放，由市场来配置资源、充分竞争，既提高殡葬服务的功能性，也能让漫天要价的无良公司无生存之地。

殡葬服务是重要民生项目，实现“逝有所安”，让群众“后”顾无忧，已成为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

麦收时节，乐陵市郑店镇樊屯村，在瑞泽农作物种植合作社的千余亩麦田里，3台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上午就收割了50亩小麦。

“以前我家一畦麦地里有四五座坟头，别说大型机械了，靠人种地都费劲，地头都需要单独接种。”合作社社员樊建祯看着收割后的麦田，想想以往麦收场景，直说自从村里推进移风易俗、丧事简办，连种地都省心省力了。

樊建祯的话，反映的是全村村民的心声。

樊屯村有近450户2000余人，以往有500余座坟墓分散在田间，不仅占用了耕地，更影响了大型机械的使用。

改变源于移风易俗工作的推广。2010年，樊屯村“两委”决定改变传承多年的殡葬风俗。樊屯村大多数村民都姓樊。为了提高村民凝聚力，樊屯村“两委”组织掘乡贤文化资源，修订家谱，立家训，树家风，增强乡土文化自信。

樊屯村党支部书记樊学彬算了一笔账：一个坟头占地约50平方米，700个就是近50亩地。利用迁移坟地腾出的土地，村里发展糯玉米种植及初加工等特色经济，不仅实现了集体增收，同时为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一些地方在殡葬中存在套棺再葬、攀比炫富等现象，这给农村群众造成了较为沉重的经济负担。樊屯村在集体经济与村民收入增加的同时，不断在丧事上做“减法”。

2018年，樊学彬母亲去世，他带头从简办丧，“无纸扎、馒头祭，孝子衣、大锅饭，不上酒、将军烟，不圆坟，丧事毕、一天半”等礼制一一贯彻执行。一场丧事办完，总花费3000多元。

“我们村推进丧事简办，仅不烧纸扎纸草一项就节省1500元；无论亲戚还是帮忙村民，一律大锅菜，不上酒。”樊屯村红白理事会副会长樊增邦表示，全村通过制度设计与民主协商，由村红白理事会制定村规民约，将推行厚养薄葬和文明治丧写入其中。

全体村民签下移风易俗承诺书，严格落实“事前报备、事中监督、事后报告”对账管理制度，全村不分身份、辈分、老少，全部一把尺子量到底，做到公平公正无例外。

“厚养薄葬”传孝道，丧事简办成风尚。

“统一殡葬标准，简洁方便，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现在大家都支持。”如今的樊屯村，不仅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无坟村”，而且也是丧事花费最少的村。

殡葬改革为农村地区带来的更多是观念上的变化。“‘礼葬’的另一面是‘厚养’，这一观念也逐渐体现在村民的日常行为中。”樊增邦说，现在村里有志愿服务队伍，时常为村里的老人义务理发、打扫卫生，村里的矛盾越来越少。

眼下，樊屯村还将移风易俗工作和道德建设有机融合起来，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广泛深入开展移风易俗宣传教育，开展“文明户”“孝老爱亲之星”“好儿媳”“好邻居”等评选活动，先后选出“最美家庭”30户。

“移风易俗工作不仅在经济上减轻了群众负担，还进一步推动民风民俗朝着更文明、理性的方向转变。”郑店镇党委副书记褚程彬表示，接下来，该镇将持续开展移风易俗工作，继续倡导节地生态安葬，治理散埋乱葬，以殡葬改革推动移风易俗、乡风文明、乡村振兴。

“亲爱的妈妈，我虽然没到现场，但此时此刻我仿佛回到小时候坐在你身边的场景……”5月27日上午，远在美国纽约的徐女士说出这样一段话。白花环绕，泪雨纷飞。此时，逝者陆女士的追悼会仪式正在举行。“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由于疫情的原因，远在美国纽约的女儿因疫情原因无法到现场送母亲最后一程。我们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让其表达对母亲的追思和缅怀。”主持人语罢，屏幕切换到远在美国逝者陆女儿的镜头，陆女士的女儿向前来参加追悼会的母亲同事好友们表示感谢，并将千里之外的哀思，通过网络直接传输到告别仪式现场。同时，远在北京等地的8名亲友也通过视频互动平台全程参与了这次追悼会。记者在福山殡仪馆告别厅的设备控制室内看到了这套视频互动平台所用的设备。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吊唁大厅装上多部摄像设备，采取最新5G和有线网络相结合方式，利用直播互动平台，多机位全覆盖直播殡仪馆内迎灵、追悼会、伴灵、取灰、送灵等各环节全部仪式，通过告别厅内LED大屏吊唁答谢来宾亲友，让不能现场参加葬礼的亲友参与到葬礼中，帮助他们疏解悲伤的情绪。

上海的红白喜事和我们家乡不一样。设灵堂，送花圈，守夜，请乐队，浩浩荡荡送葬车队，这在三线城市司空见惯的丧事，在上海5年，却从未遇见。偶然见一回，一帮人臂套黑袖章，我们上海市区人讲究老人活着的时候小辈对老人好点尽心尽力照顾好老人，老人过世后做小辈的也能问心无愧了就行了 ，不大操大办丧事给活人看。

上海市区是移民城市，家庭成员不是很多，这也是上海的红白喜事从简的原因。只有亲戚朋友来慰问，门口允许摆上几个花圈，没有灵棚，没有吹鼓手，也没有哀乐，一切都是静悄悄，处理丧事过后，来帮忙的亲戚朋友到饭店简单吃饭。我们一个科室的上海同事母亲去世了，他请了假，下午大家知道了，去探望随礼金，这位同事不让去，也不以礼金，就一家人把老人送走就完事。这样做很好，值得推广。

我老公老房子（单位分的房）对门是上海知青，回不了上海，就到了我们这儿。96年的时候，老头在底楼人家的麻将桌上倒下了，送到医院已经没了，直接去的殡仪馆。家里一点声音都没有，我们住对门的都不知道，直到看到他家媳妇母女在楼下烧衣服，觉得奇怪，去问才知道，不要说花圈，老太在家，家门紧闭，得到消息来准备送他最后一程的人都懵圈了，还以为我们得了假消息。

大城市文明程度高，不会为了面子大操大办，铺张浪费。农村的丧事累，要办三、四天，程序复杂，家里的人陪着都要累死，一般亲戚我都是当天到一下，吃顿饭就溜回去了，陪着几天，实在吃不消，人家想说就说吧，我幸好是住在城镇上，乡下一年回去没几趟。就该简单，人死如灯灭，都是做给活人看的；婚事也该简单，反正现在离婚的比结婚还多，弄那么隆重都是为了面子，真正的面子是要好好过日子。

上海人简约的葬礼，还是值得在全国推广。

针对市民政局如何保障疫情期间群众正常办理殡葬业务的问题，广州市民政局二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庞红瑶表示，目前广州市民政局已立即按照省、市要求，启动疫情防控应急预案，迅速联动市卫健疾控部门成立了指挥部，园区全部场所全面多次消杀，市殡葬服务中心疫情分类分级处置工作有序开展中。 庞红瑶说，为切实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办理殡葬业务，我们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对已经预约出殡的群众，逐一致电建议延后安排，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相关群众均表示理解支持，服从安排。

二是对新报丧预约接运的群众，引导到花都、番禺、增城、从化四个殡仪馆（具体电话、地址见附件）予以办理。

三是根据最新防控要求，建议当事人丧事从简快办，采取延后告别等方式；确需到以上四个区殡仪馆参加告别的群众，须严格按照当地疫情防控要求，严格控制现场参与人数，按现场指引支持配合殡葬服务场所的疫情防控工作。

四是近期有计划前往各墓园祭扫的群众，建议延后祭扫或选择线上方式寄托哀思。

五是将根据市疾控部门意见，及时调整市殡葬服务中心业务办理流程，具体情况请留意广州市民政局相关公告。

“请主祭者向全体逝者敬献鲜花，把我们的思念化作一束束花……”3月30日，重庆石桥铺殡仪馆（九龙陵园）第十二届公益花葬仪式举行，18位逝者的骨灰在礼仪人员的引导下安放至九龙陵园仁爱园公益安葬墓区，众多亲属以献花的方式与亲人做了最后的道别。

“我们长期推广环保殡葬，实现了祭祀烟花爆竹禁放，陵园现在主要发展草坪葬、花葬及树葬等生态安葬方式。”九龙陵园相关负责人介绍。

园内的仁爱园公益安葬专区建成于2009年，主要是为了解决困难群众的后顾之忧，同时推行花葬等绿色、环保、生态的安葬方式。截至目前，已有141位逝者安葬于此。

2010年，九龙陵园首次举办了公益花葬暨清明文化节活动，同时开展了祭墙祭祀、寄往天国的一封信、清明诗会等活动，引导群众转变传统的安葬观念，树立绿色安葬理念，传播文明祭祀新风尚。

绿色”安葬

“支持这种花葬的方式，逝者安眠在花丛之中，既环保，风景还好。”来这里“送”姐姐最后一程的邓高明说，陵园里绿草如茵、树木郁郁葱葱，明年自己还会带几束鲜花来这里看望姐姐。

近年来，随着殡葬改革的深化，绿色殡葬理念渐入人心，壁葬、树葬、草坪葬等节地生态葬式得到了越来越多市民的支持和参与。

近日，“河南郸城停售棺材取缔灵车”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

据了解，该消息出自当地发布的一份殡葬改革通知，通知主要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自2022年1月1日起，所有棺材经营店铺经营的原棺材一律停止销售，改为骨灰盒；二是县域内所有下葬工具(灵车)届时一律取缔，拒不执行的，相关执法部门将予以查处。

对此，郸城县殡葬执法大队黄队长表示，上述意见是当地12月出台的初稿，之后新的方案马上出台。

近年来，涉及殡葬改革的不少话题都曾引发关注。2018年，江西省铅山县发布公开信表示，当年7月，全县范围内不分身份、不分地域，亡故人员遗体一律火化；同样是在2018年，温州殡葬试点开展丧事集中办理服务，不许私设灵堂等规定也曾引发争议。

对中国人而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丧葬祭祀是传统中国最重要的礼制之一，也有着传 递“孝道”的功能。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尽管人们开始倾向于更加简约的殡葬礼仪，国家也在推进殡葬改革，但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仍在迁绵，丧葬所承载的文化与伦理意义都是不可轻视的。

不可否认，移风易俗、积极稳妥地推进土葬转为火葬有其现实必要性，传统的土葬、厚葬，既有着浓厚的迷信色彩，也不够环保。

但诚如有些学者所说，丧葬文化背后附着着一套完整的秩序，包括信仰、规训、惩罚、价值、教育、传承等，这是有关部门在出台相关政策的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现实。也因此，在殡葬改革过程中，“一刀切”地执行某些政策，无疑会造成民众观念上的冲突。

目前，当地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出台新的方案，这也就意味着，当地很可能不会“一刀切”地停售棺材、取缔灵车。目前新的殡葬方案仍处在政策制定窗口期，公众期待新方案在出台过程中，能够充分考虑历史与现实因素，积极广泛地征求和吸纳民众意见，更好地推进政策落地执行。

其实揆诸《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我国殡葬管理的方针是：积极地、有步骤地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革除丧葬陋俗，提倡文明节俭办丧事。这其中，“积极地、有步骤地”或是地方在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过程中需要领会的关键词，切忌简单粗疏地“一刀切”。

因此，在涉及殡葬改革以及其他事关民众切身利益的政策出台之前，当地有关方面理应多听听民众诉求与意见，在民意、传统习俗与现代治理之间，找到公共政策的“最大公约数”。唯有汲取多方意见，才能科学、民主决策，让相关政策顺利推进下去。

近年来，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很多移风易俗的举措都得以顺利推进，但在某种程度上，丧葬作为人生的最后一次“仪式”，其意义不论对于生者还是亡者都至关重要。

因此，有关方面在殡葬改革的过程中，还是需把控好边界，既要做好宣传，也要尊重民众意见，对于“棺材一律停止销售”“所有下葬工具(灵车)届时一律取缔”这样的措施，务必慎之又慎。

总而言之，不管是殡葬改革还是其他公共管理政策的出台，有关部门都需要遵从一个共识——充分保障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多考虑民众诉求，多考量现实地表的复杂性。唯有如此，才能减少公共政策在落实过程中的阻力，做好殡葬服务。

清明时分，追忆故人也是追忆往昔。半个多世纪前的上海，曾经的风云变换，留下了无数英雄，平凡儿女的生活痕迹，一座座公墓也是一座城市不可不说的历史。

70年前的那个春天，清明已过，位于上海西郊的虹桥公墓成了不少英国人最后的归宿。这天，一群英国水兵落葬于此。70年后，埋骨异乡的他们究竟姓字名谁已少人知晓，然而其身前所经历的那件大事则至今为人熟知——紫石英号事件：1949年4月渡江战役前夕，英国炮舰紫石英号不顾解放军警告，擅自闯入长江下游水域，双方发生炮战，多艘英舰遭重创，伤亡近百人。

紫石英号等英舰阵亡者落葬于虹桥公墓

当时，部分阵亡者被海葬，另一些则落葬于上海虹桥公墓。随着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这批英国水兵也成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后一批葬于上海的英国人。此时，距离他们的同胞在这座城市建立起第一座公墓，已过去了整整105年。

从1844年到1949年，公墓随着西方人的到来，出现在上海的各个角落。回首往昔我们惊奇的发现：陆家嘴、南京路、人民广场、静安寺、淮海路、徐家汇……如今上海最“高大上”的地方，无一不曾有过公墓的印迹。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每一块墓碑，都是这座城市往昔的记录者，每一座公墓，都承载了上海近代百年历史的点点滴滴。

站在上海山东中路汉口路西北角，外滩海关大楼的钟声清晰可闻，往南看，一街之隔落成于1916年的《申报》馆大楼历久弥新，向北望，南京东路步行街百步之遥，热闹非凡。不过，要说开埠后西方人在此留下的最初痕迹，莫过于山东路公墓——上海第一座外侨公墓。

山东路公墓由英国领事发起，1844年建成，此时，距离上海开埠仅仅过去1年，公墓内有教堂、钟楼各一座，安葬于此的多为海员。相较于如今周围高楼林立，人声嘈杂，彼时的这片土地，还是货真价实的郊外宁静所在。

由于面积有限，到了1850年代后期，山东路公墓就已“客满”。为了解决人们日益增长的死后需求与公墓空间有限之间的矛盾，1859-1860年前后，一座新的公墓在浦东陆家嘴、如今东方明珠电视塔脚下被辟建，这就是浦东公墓。因为此处埋葬的多为太古轮船公司海员，所以也被人俗称为海员公墓。有意思的是，由于靠着江边，邻近的码头日后也被称为“坟山码头”。

浦东公墓 Virtual Shanghai 图

浦东公墓今址 图片来源：天地图

这边浦东陆家嘴刚建立公墓，那边浦西福州路也不甘“寂寞”。1860年代，一座特殊的“白头坟山”在今天福州路539号黄浦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一带形成。说它特殊，是因为葬于此地的多为头缠白布的阿拉伯人，故得名“白头坟山”，由此也可见当时的上海滩已很“国际化”。

1947年版上海行号路图录中的白头坟山 图：《上海行号路图录1947》

事实上，1850-1860年代上海滩较开埠之初已大不相同，众多因太平天国运动而逃至上海的江南富户令租界人口大增，建立完善的市政管理体系变得愈发紧迫。1854年英租界与法租界联合成立上海工部局，更为全面的市政管理由此开始，具体体现在公墓上，就是公共租界将山东路公墓与陆家嘴外国坟山纳入其管理范畴。

好景不长，随着1862年太平天国对上海的进攻被击退，注定玩不到一块儿的英国人与法国人也缘分到了尽头，法租界退出工部局，自组“公董局”。近代上海滩公共租界、法租界的两大租界格局由此奠定。不过，虽然分了手，但两家人还是在这座城市留下了些许“牵手”的痕迹，比如在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八仙桥公墓。

1865年修建的八仙桥公墓是唯一一座两个租界联合建立的公墓，此后再无类似合作。作为当时上海新落成的一座公墓，在之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新公墓”一直是这座墓园在地图上的名称。至于八仙桥公墓的叫法，则源自其所处八仙桥地区。

公墓中有一座纪念镇压小刀会起义时13位阵亡法军官兵的墓碑，落成后为法租界内一处主要的公共仪式举办地点，当局曾多次在此举办“纪念仪式”。不过，这13人的墓实际上要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才迁入八仙桥公墓，此前他们的埋骨之地则是在上海老城墙附近。

八仙桥公墓中的法兵纪念碑 Virtual Shanghai 图

八仙桥公墓 Virtual Shanghai 图

八仙桥公墓之所以有名，多少也有赖于它的后世——毗邻上海新天地的淮海公园。不过在100多年前，这里却是不折不扣的荒郊野外，翻开地图就能看到，较之山东路、福州路、陆家嘴的那几处公墓，这儿距离当时租界中心的外滩，明显远得多。

右下角为八仙桥公墓，左侧则为跑马厅，该照片摄于1930年代前后

这样的变化，正是上海城市规模扩张的真实写照，作为生活中较为次要的空间，公墓往往被置于相对偏远的地段。而上海近代史上另一个极其有名的事物，也有着与其惊人的搬迁轨迹，那就是1862年迁至今天上海人民广场位置的第三代跑马厅。显然，1860年代，上海城市与郊外的西部分界线，已到了如今的西藏中路一带。

与八仙桥公墓不同，跑马厅旁的以色列公墓则鲜为人知，其位置就是现在的上海明天广场JW万豪酒店，一街之隔的黄陂北路东侧则是上海历史博物馆，即当年的跑马总会大楼。跑马厅初兴之时，马夫多为无国籍犹太人（即以色列人），死后就葬在马棚旁的这块荒地上，随着墓穴增多，1925年正式标名为以色列公墓。

1947年版上海行号路图录中的以色列公墓 图：《上海行号路图录1947》

伴随着第三代跑马厅同时诞生的，还有上海最早的越界筑路道路静安寺路（即今天的南京西路）。百多年前，当公共租界的势力刚刚染指于此时，这还是条充满着江南风情的道路，两侧农田遍布，水网纵横，一派田园牧歌的景象。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当19世纪末，那些更靠近市区的墓园没法容纳更多人入葬时，新一代公墓在这里被建立。而这就是上海滩当年最富盛名的静安寺公墓。

筑成之初的静安寺路（南京西路） Virtual Shanghai 图

静安寺公墓落成于1896年，面积约60亩，具体位置就是今天静安寺、久光百货对面的静安公园，其也是上海第一个设有火葬场的商业性公墓。凭借着良好的环境与相对距离市区较近的地段，即使收费不菲（火化、入葬费用需要五十两甚至更多），静安寺公墓依然成为了20世纪初上海外侨最青睐的公墓，包括创办了上海雷士德医学院及工学院的实业家亨利·雷士德、内山完造的妻子内山美喜子等都被安葬于此。正因为如此，建成30多年后，1928年，静安寺公墓宣告“满员”，此时其周围已从田园风光变身城市景象，再无扩张的余地。

静安寺公墓 Virtual Shanghai 图

静安寺公墓的“成功”，加之进入20世纪后上海人口迅速超过100万大关，令嗅觉敏锐的中国商人也意识到，公墓是门好生意！

1909年，浙江上虞商人经润山在徐家汇虹桥路今南洋虹桥公寓一带购地20亩辟墓园，后因修筑沪杭甬铁路被占。1917年，经妻汪国贞在原址以西800米的张虹桥购地重建，取名薤露园万国公墓。

与静安寺等公墓不同，万国公墓对入葬者国籍、种族并无限制，这也使得此处成为不少中国籍名人的身后所在：晚清名臣岑春煊，一代文豪鲁迅，当然，最重要的还属宋氏三姐妹的父母：宋耀如、倪桂珍，这一特殊身份，让万国公墓即使在上世纪60年代遭到毁坏后依旧能够恢复重建。而宋庆龄逝世后入葬父母墓旁，促成宋庆龄陵园的建成，也使得万国公墓成为老上海几大公墓中仅有的至今还延续着墓地属性的一处。

今宋庆龄陵园内的外国人墓园 曹伟 摄

或许是因为地价较低，又或许是由于万国公墓在此建成后所产生的“产业集聚效应”，以虹桥路为主线的上海西郊，之后相继又落成了多座公墓。

文章开头提到的虹桥公墓，建成于1926年，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主导下建立的一处面积较大的公墓，包括如今虹桥路番禺绿地及上海胸科医院的一部分。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著名报人邹韬奋，永不消逝电波背后的李白等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死后都葬于此地。而在古北路今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东方出版中心一带，还有一座建于1928年的永安公墓，辛亥革命社会活动家杨杏佛1933年遇刺后即葬于此处。据有人回忆，永安公墓有名贵树木众多，是老上海第一流的公墓。

1947年版上海行号路图录中的虹桥公墓 图：《上海行号路图录1947》

杨杏佛墓，原位于永安公墓，1987年于今万国公墓重建 曹伟 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公墓业快速发展，这也与整个城市经济的繁荣密不可分。既然外滩、南京路、淮海路上给活人使用的高楼大厦相继而起，那么被誉为人生后花园的公墓建设自然也无法被忽略。更何况，经历了开埠后六七十年的发展，渐渐城市化的上海人已不可能再像他们农村的亲戚那样埋骨于自家田地或是山坡，公墓俨然成为了人们的刚需，满足这一需求，也成为了政府的职责所在。

1936年落成于今杨浦区新江湾城一带的上海市立第一公墓（江湾公墓），是当年“大上海计划”的一部分，遗憾的是，相较于这份城市规划方案中其他建筑物：市政府（今上海体育学院行政楼）、市博物馆（今长海医院影相楼）、市图书馆（今杨浦区图书馆），这座占地面积120亩的公墓随着之后的抗战爆发而逐渐荒废，至今已经难觅踪影，少人知晓。

位于“大上海计划”中上海新市区的上海市立第一公墓 图：《最新测绘大上海新地图》，申新书店，1937年出版

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末，上海已拥有100余家公墓，34家殡仪馆、67家寄柩所和丙舍，殡葬业出现空前繁荣。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犹太人不断到来，上海也新增了多处犹太公墓，比较有名的包括从虹桥公墓中划出来的番禺公墓，以及如今杨浦区的惠民公园。

1949年上海解放后，原本全市各家公墓分属于不同华洋老板的局面渐次改变。从1950年代初开始，位于市中心的主要公墓相继“功能转变”：山东路公墓变为山东路体育场、八仙桥公墓改建为淮海公园、静安寺公墓变身静安公园、卢湾公墓扩建为露天停车场、徐家汇公墓的土地被移交上海客车厂等单位使用、浦东公墓则划出大部分土地建设浦东公园……经过一系列的“关、停、并、转”，至1966年，上海全市公墓由解放前最高峰时的170余家，降至35家。

“文革”期间，上海殡葬行业受到全面冲击，殡仪馆全部被撤销，火葬场仅剩龙华、西宝兴路两家，而那些承载了这座城市记忆的公墓也尽数遭到平毁，令人唏嘘不已。这一状况所造成的另一个影响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海市可供安葬的公墓屈指可数，无奈的上海人只能涌向苏州购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如今一到清明节苏州各墓园满是沪牌车，“苏州的墓地，睡的一半都是上海人”的奇观。

历史建筑唤醒城市记忆，而作为构筑物的公墓，也同样不遑多让，所以每当我去到一座城市，总会抽时间去当地的墓园中漫步一番。澳门半岛上的圣味基坟场，港岛跑马地的香港坟场、东京六本木的青山灵园……都曾令我流连忘返，因为在那里，既有这座城市闻人名士的旧时印记，也有着寻常百姓生活中的点滴往昔。相较之下，文化的、经济的、历史的原因让上海失去了这些记忆的载体，但也正是如此，我们更应该将这一切记录下来，让我们的后代能够知道如今那些绿树成荫的公园，车水马龙的街道，曾几何时，曾是一座座宁静的公墓，更是一段段同这座城市息息相关的往事与记忆。

作为殡仪服务的最后一个环节，火化师对逝者最大的尊重和对家属最好的安慰，就是以谨慎的态度、娴熟的技能进行火化操作，送逝者安静、体面地走完最后一程，最终为逝者家属奉上一捧“象牙白色、没有任何杂质”的骨灰。

全国首届遗体火化师职业技能竞赛在京举办，给这个特殊群体提供了切磋技艺、交流情感的机会。且让我们走近他们，听听他们的心声。

（小标题）曹连兴：我从来没有看轻自己

“正常遗体火化５０分钟到１个小时，除非身材比较特殊。”今年５１岁的曹连兴来自江苏省常熟市殡仪馆，初次接受采访就认真地向记者普及起专业知识，没有半点局促回避。

１９９７年，担任驾驶员的曹连兴看到殡仪馆招聘火化师的通知，突然萌生了改变人生的念头。“我这个人天生胆大，又是当兵出身，人家不敢的事情我都敢，当时很想去试试看。”

那时，３０岁的曹连兴已经结婚，孩子也已经１０岁，家人一听他要干这行，纷纷表示反对。“１８年了，我很有成就感，每次送走一位逝者，家属都会从内心感谢我。现在战友聚会，大家都会找我，都很尊重我，我也不会看轻自己。”

这位“把全部精力投入进去”的火化师在这次比赛中是年龄最大的一位选手，也是职业技能等级比较高的。

“不要以为我们只是烧烧炉子，其实我们的工作技术含量很高。骨灰既要烧得完整，还要保持洁白，不能冒黑烟，当天全部工作结束后，还要待炉子冷却后清理炉膛，防止堆积物阻塞。一年一万多具遗体，１０个火化师，工作量很大。”曹连兴说，从遗体运送到火化车间开始，接收确认、请家属选择火化炉、保证设备正常运转，每一个环节都容不得一丝差错。

如今，曹连兴在当地很有名气，“亲戚朋友家里有白事都会请教我，我会告诉他们如何安排。”更令他欣慰的是孩子对自己工作的认可：“我的孩子很爱我，慢慢也接受了我的职业，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别人：我的父亲是火化师。”

（小标题）刘勇：我还会干下去

“当初是因为亲戚推荐，我就懵懵懂懂地报考了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的殡仪系，进了校门才知道以后是去火葬场上班，刚开始不适应，学了３年才找准自己的定位。”遗体火化师刘勇说。

如今，３３岁的他是上海市益善殡仪馆炉化部副经理，管理着４０多位火化师。

益善殡仪馆处在人口集中的上海市区，同时承接宝山、龙华两大殡仪馆的火化任务，目前每年承接的遗体火化量在５万具左右，算是全国第一，２５台火化炉每天平均工作量在１４０具左右。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刘勇将４０多位火化师分班轮值；为保障服务质量，他要求每位新入职人员用半年到一年时间熟悉殡仪馆各项业务流程，接受从心理到技能的全面培训。

“一般来讲，我们每班每天工作时间为１０到１２个小时。碰到业务高峰，每天２５０到２６０具遗体，下班就更没点儿了。”刘勇说，“这次来参加比赛，也是想和同行交流，了解全国各地的殡仪馆特别是火化部门的工作流程、风俗习惯，看看在操作管理和技术处理上有什么可取之处。”

刘勇认为，人们过去对殡葬服务人员的印象就是“灰”“土”“粗”，如今，火化班组的成员结构、学历层次逐步优化，年龄越来越年轻，设备和技术也在更新换代，比如，因为靠近居民区，火化炉的烟气排放就需要更环保。

“时代在进步，我还会干下去。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的队伍素质一步步提升，我们会提供更加专业的殡葬服务。”刘勇说。

（小标题）徐洋：工作顺利、家人幸福健康，就是我最大的追求

“进校后我也有过顾虑、害怕，后来经过老师引导和与同学交流，慢慢对这个行业产生了兴趣。”９０后徐洋个子很高、样貌清秀，说起话来总是面带微笑。

这个出生在云南乡村的小伙儿在家人支持下选择了收入比较稳定的殡葬行业。但是，现实生活中，他发现观念禁忌所带来的社会压力依然很大。“我们洗车、吃饭时都不敢透露职业身份。”

２０１４年１月，徐洋新婚，他的父亲遭遇交通意外事故身亡，家里很多亲属都认为是徐洋的工作折损老人的阳寿。徐洋说：“我一直很难过，可是我不会放弃，因为我的父亲生前一直支持我……”

父亲的鼓励，给了徐洋巨大的心理支撑。他勤学苦练，在上学期间就获得国家级大赛金奖。现在，与他一个专业的妻子同样给予他最大的理解和支持。他们的宝宝才４个月大，因为要哺乳，每天天不亮夫妇俩就要带着宝宝到单位上班。

“宝宝很辛苦，希望以后生活稳定了，能让他快乐成长。”徐洋说，“工作顺利，家人幸福健康，是我最大的追求。”（完）

上海各殡葬服务机构的守灵、告别、祭祀祭奠、海葬等殡葬服务将逐步开放。

5月11日， 记者从上海市民政局获悉，根据上海疫情防控工作最新形势，市民政局制定了《上海市殡葬服务机构疫情防控工作规范（第三版）》，对殡葬服务机构疫情防控工作规范作部分调整完善，殡葬服务机构将逐步开放守灵、告别、祭祀祭奠、海葬等殡葬服务，实行承载力管理，控制人员聚集规模，采取预约、错峰、保持安全距离等必要防控措施，有序恢复殡葬服务秩序。

根据上述《规范》，殡葬服务机构环境控制方面，服务遗体场所应符合《殡仪馆建筑设计规范》有关规定，确保空气流通、光线充足、易于消毒，通风系统应当关闭二次回风，避免交叉感染。空气的菌落总数应符合《殡仪场所致病菌安全限值》的相关要求。

殡葬服务机构应做好常态化防控工作，逐步开放守灵、告别、祭祀祭奠、海葬等殡葬服务，实行承载力管理，控制人员聚集规模，采取预约、错峰、保持安全距离等必要防控措施，有序恢复殡葬服务秩序。

接触遗体工作人员防护方面，按规定穿戴工作服、工作帽、手套、防护服、防护口罩、护目镜或防护面屏、工作鞋或胶靴等，全面做好个人防护。

非接触遗体工作人员防护方面，进入工作区前，工作人员须佩带口罩，认真做好个人防护措施。

服务对象防护方面，殡葬服务机构应主动做好服务对象的健康监测和防护，配备消毒液等必要的防护用品。殡仪馆、公墓、骨灰堂等服务场所继续执行体温筛查措施。进入密闭空间和人员密集区，建议市民佩戴口罩。

安全防控措施上，各殡葬服务机构应毫不松懈抓好各项安全防控工作。加强工作人员的健康管理；做好室内服务区域、办公室、食堂等区域的通风换气、清洁消毒；建立应急值守制度，设置应急处置区域，及时稳妥处置突发事件。